“口述歷史”近年來不僅為歷史研究所用，也成為社會學、文學、新聞學等人文社會學科研究的新方法，還因其特有的“在場”效果，在紀錄片、紀實作品中大行其道。越來越多的人稱自己在做“口述歷史”，一些媒體也將對話體節目或欄目打上“口述歷史”標簽。那么，口述歷史與新聞報道有什么差別？口述訪談與新聞采訪是否基本相同？以人物口述為內容主體的作品都可以稱“口述歷史”嗎？筆者參考國內外口述歷史專家的看法，結合自己在新聞采訪和口述歷史訪談方面的實踐體會"，認為：口述歷史研究方法雖然人皆可用，但標簽卻不可以隨意貼。新聞采訪與口述歷史訪談相似之處很多，但在操作規則、指導觀念上又有區別，認為從事過新聞工作便可以做口述歷史研究的想法是一個誤區。
一、口述歷史研究與新聞傳播的互動關系
國外學者認為最早的歷史記錄都是口述歷史（如荷馬史詩），但現代口述歷史始于上世紀40年代，并直接受益于傳播學的興起。從物質條件上看，它依賴于現代傳播技術。錄音是現代口述歷史研究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錄音技術特別是便攜式錄音機的出現，現代口述歷史便不存在。近年來飛速發展的數字化影音技術更讓口述歷史研究如虎添翼。
口述歷史研究與新聞業關系密切，美國最早的口述歷史學者艾倫·內文斯就曾是一名新聞工作者。1948年，艾倫·內文斯于哥倫比亞大學創立第一座口述歷史檔案館，開始進行“有系統地從還活著的美國風云人物口中和文件上，套取他們最近60年來參與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全部記錄”。#這被認為是現代口述歷史研究形成的標志性事件。正是由于這種淵源，口述歷史在訪談方法、人物對象選擇等諸多方面與新聞報道有相似之處。
口述歷史研究者在訪談中直接借用新聞采訪的現成經驗。曾任美國口述歷史協會會長的歷史學家唐納德·里奇寫了一本《大家都來做口述歷史：實務指南》，其中關于“如何提出尷尬問題”等訪談技巧主要借鑒名記者的采訪方法。口述歷史訪談強調與受訪者建立良好關系，要求訪談者盡可能傾聽被訪者的談話，這些有助于提高訪談質量的基本方法和觀念大都來自于新聞采訪。
口述歷史研究方法又“回流”到新聞界。日本NHK電視臺很早采用口述歷史方法進行電視訪談，建立了龐大的口述歷史資料庫。1990年6月和9月，NHK電視臺在臺北對張學良進行了10個小時的口述訪談。在中國大陸，女作家張辛欣與桑曄合作的“口述實錄體小說”《北京人》發表在1985年1月《收獲》雜志上，這是大陸讀者較早見到的口述類作品。1991年，作家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這些作品雖有文學色彩，但都是以受訪者口述為主體內容，進行口述史式的記錄整理。1997年，我國紙質媒體首次出現以“口述”命名的欄目——《北京青年報》的“口述實錄”，這是女記者安頓對當代中國人的情感狀況進行的調查。安頓的采訪方式很像口述歷史訪談：對訪談全程錄音，根據錄音整理成文字，請受訪者簽字認可，以隱匿受訪者姓名的形式刊登出來。到2003年，安頓對接近5000人進行了口述訪談。后來，“口述實錄”在全國眾多紙媒上被復制，但是極少有媒體真正采取安頓的工作方式——錄音、整理、受訪者簽字授權。
本世紀初，我國電視媒體也開始引入“口述歷史”訪談方式，形成“電視傳播與口述史的跨界之作”——口述歷史節目。從2002年開始，崔永元進行中國當代電影史的“口述歷史”資料積累。他在《電影傳奇》中采用了許多見證人的獨白，節目播出時許多被訪老人已經故去，影像資料彌足珍貴。近年來，他又進行了《我的抗戰》口述歷史記錄。8年時間里，崔永元采訪了3500人，留下200萬分鐘的影像、300萬張老照片，受訪者平均年齡80歲。2005年，香港鳳凰衛視推出由曹景行主持的《口述歷史》欄目，強調“搶救記憶，反省歷史”。同年，上海電視臺推出日播類口述歷史節目《紀事》。
由于口述歷史訪談不再局限于錄音而更多地進行錄像，它的資料還被紀錄片采用，形成紀錄片新類型——口述歷史紀錄片。2004年出版的《小平百年》被稱為國內第一部口述歷史紀錄片，它對105位親歷者進行口述訪談。我國蓬勃興起的獨立紀錄片也引入口述歷史訪談方式，大量口述歷史影音資料也成為紀錄片素材。
二、口述歷史訪談與新聞采訪的相似之處
何為口述歷史訪談？美國歷史學家唐納德·里奇在《大家都來做口述歷史》一書中說：“那些能夠被提取和保存的記憶是口述歷史的核心。簡言之，口述歷史是以錄音訪談的方式搜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口述歷史訪談指的是一位準備完善的訪談者向受訪者提出問題，并且以錄音或錄影記錄下彼此的問與答。”
而新聞采訪呢？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麥爾文·曼切爾的定義，新聞采訪是一個通過觀察、推理和核實而進行的采集事實的過程。這些事實組織在一個新聞報道中，就可以給讀者和聽眾一個關于某事件的完整的說明。記者的工作就是尋找隱藏在表層之下的真相。
二者都為探求“真相”，都以調查方式工作，有以下相似性：
1.人物關系相似
對于訪談中這一對人物，口述歷史界稱之為“訪談者”和“受訪者”，新聞界稱之為“采訪者”和“被采訪對象”。名詞不同，角色卻極為相似：一個設計問題、提出問題，一個回答問題；一個主動，一個被動。
口述歷史訪談與新聞采訪都嚴重依賴采訪對象的話語，但口述歷史的依賴程度顯然更大，因為新聞記者在對方不開口的情況下還可以觀察采訪。
2.獲取信息手段相似
二者都以忠實記錄為最高標準，都認為正在書寫歷史或記錄歷史，都試圖顛覆人們已經形成的固有認識，向讀者揭示一個原本不被知曉的真相。因此，它們在獲取信息的手段上有很大相似性，都采取了面對面訪談、資料搜索等方式。
口述歷史的訪談者也是“發問專家”，也要事先精心準備，羅列問題提綱。他們也要取得受訪者的信任，讓受訪者以坦誠的態度講真話。二者都要與采訪對象進行溝通，打破彼此間的陌生感。
新聞采訪要對信息核實，口述歷史訪談也要去偽存真。唐德剛為李宗仁做口述傳記《李宗仁回憶錄》時曾查閱了大量資料，證明李宗仁所說的某個細節是錯誤的，李宗仁看到佐證后不得不承認記憶有誤。口述歷史的作品并非有言必錄，按照唐德剛的看法，口述訪談所獲得的信息只能在最后的作品占一半或三分之一的比重。
3.職業倫理道德相似
在職業倫理道德方面，二者都要求尊重受訪者、保護受訪者個人隱私或其他利益不受侵害。口述歷史工作者在與受訪者簽訂的協議中明確標出哪些內容是目前不能發表的以及發表的時限，并承諾在一定情況下隱匿受訪者姓名。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口述歷史協會都有詳細的工作手冊，其中重要內容是訪談者對受訪者應盡的義務。
新聞采訪也遵循類似規則，如果被采訪對象不愿意公布某事（對犯罪新聞的揭露性報道除外）要尊重對方的選擇，在法制報道中要保護未成年人……為了保護被采訪對象可以采用匿名消息來源的形式，美國《華盛頓郵報》在“水門事件”報道中將重要線人化名“深喉”，其真實身份和名字一直被保密。
三、新聞采訪與口述歷史訪談的差別
盡管口述歷史訪談與新聞采訪有諸多相似之處，但記者與口述歷史工作者之間卻不能劃等號。口述歷史有一整套規則與標準，只有符合規則的訪談才是嚴格意義上的口述歷史。所以，大量的電視訪談類節目并非口述歷史。
1.規范不同，價值標準也不同
口述歷史經歷了半個多世紀實踐，已經形成一套專業標準和規范。美國口述歷史學者唐納德·里奇撰寫的《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其實就是一本工作手冊，在美國口述歷史協會制定的標準中，詳細規定了“對于受訪者應盡的責任”和“對于公眾與專業本身應盡的責任”，口述歷史的法律授權樣本也形成了固定模式。不符合這些標準，就不能稱為嚴格意義上的口述歷史訪談，只能稱為“個別研究者”的訪談。
新聞界也早已形成自己的行為規范。新聞采訪一般不與受訪者簽書面協議，記者常常一天采訪許多人，不能與采訪對象逐個簽約。但口述歷史要求必須與受訪者簽約，得不到授權便不能隨意使用訪談結果。
二者在時效性方面也存在差異。新聞采訪關注剛剛發生的事情或者早已發生但未被了解的事情，時效性是新聞價值的重要標準之一。而口述歷史則相反——更關注過去的事情，訪談者要有足夠耐心傾聽被訪者講述幾十年前的故事。
關于被訪者，新聞采訪更關注名人，強調受訪者的“異常性”。在新聞的“數學公式”中，名人+平常事=新聞，普通人+不尋常事=新聞，但普通人+普通事=0。而口述歷史不僅僅關注具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更關注普通人在某一歷史時期的生活命運，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中被訪對象多是文革中的普通人。關注普通人是口述歷史的重要特征，也是口述歷史研究與以往文獻研究之間的重要區別，它讓沒有話語權的弱者說話。筆者對偽滿洲國時期作家進行訪談，他們大多因為受審查等原因長期失去發表文字的權利，是不能“發聲”的弱者。
2.目標不同，時間安排也不同
新聞采訪與口述歷史訪談都是社會活動，而非個人社交談話。但新聞采訪的目的是“為了那些不能親臨現場的人們”，記者代表著媒體受眾的利益和興趣進入現場，提問方案是從受眾角度擬定的。口述歷史訪談的目的是搶救活態信息，探究歷史真相，是從學術研究角度擬定問題提綱。
由于訪談目的不同，所以二者確立的信息挖掘目標和時間安排也不同。新聞報道講究速戰速決，記者對于信息挖掘的深入程度與預先確定的報道篇幅、報道形式有直接關系。除調查性報道外，新聞采訪都有很強的時間限制，提問針對性強，直接目的是為完成報道任務。而口述歷史的訪談則可以從容進行，針對一個人物的訪問一般是幾天、幾周甚至更久，訪談者的態度是多多益善。
3.采訪行為中的不同之處
記錄方式不同。錄音，對于口述歷史訪談來說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對于新聞采訪來說則是可選擇性的。在日常的新聞采訪中，記者一般都不錄音，或者錄了音也沒有時間整理文本。而口述歷史的標志就是以錄音或錄像記錄談話，如果沒有留下影音資料而僅僅是筆錄，一般不能稱為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還要整理出全部文本，這也是它與新聞采訪的重要區別。口述歷史訪談強調完整性——全程錄音、全部整理。由于錄音時間與整理文本時間之比常常是1：4，新聞記者大多沒有時間整理全部錄音，僅僅抽取其中的只言片語。
對于訪談的原始記錄，記者以個人方式保管（是否長期保存全憑自愿），而口述歷史學者以檔案管理的方式長期保存。
問題設計與問題提交方式不同。新聞采訪和口述訪談對于采訪提綱的重視與依賴程度不同，提交問題的方式也不同。口述歷史訪談是書面遞交問題、延遲提問，而新聞采訪是口頭提問、突然發問。
口述歷史工作者要花費大量時間進行案頭準備，對受訪者的個人情況、家庭狀況等都有較全面的了解。訪談者還要對受訪者進行預訪，根據預訪得到的信息——受訪者性格特征、簡要經歷等，有針對性地寫出訪問提綱征求意見稿，當提綱得到受訪者同意后才開始正式訪談。而以快捷為特征的新聞采訪，無暇在訪問正式開始之前進行如此漫長的鋪陳。
提交問題時，口述歷史工作者以書面遞交方式呈送給受訪者，并給受訪者留出一段時間進行思考和回憶。在口述訪談過程中，訪談者基本上按照既定的訪問提綱來提問，偶爾根據現場變化追加一些問題或補充采訪。而新聞采訪一般以口頭提問為主，預先準備好的提綱多是掌握在記者手中而不完全交到采訪對象手中（即使按要求預交問題提綱，也不必提交全部問題）。在采訪過程中，記者控制著主動權，根據情況變化隨時調整提問，不拘泥于問題提綱。新聞記者有時還對采訪對象突然襲擊，不給采訪對象太長的思考時間。
這種差異是目標不同決定的。口述歷史訪談要盡可能多地挖掘受訪者的記憶，因此延遲提問。而新聞采訪恰恰相反，有時候記者有意讓采訪對象在沒有思想準備的情況下面對問題，以求最直接的反應。
二者在問題設計方面也大不相同。口述歷史是“過去時”的，要求受訪者回憶多年以前的事情；而新聞報道是“現在時”的，要求采訪對象講述剛剛發生的事情。口述歷史訪談多以人物為中心——研究受訪者的“生命史”（即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者王銘銘提出的“人生史”研究），而新聞采訪多以事JIAN為中心。新聞采訪的提綱針對性很強，而口述歷史的采訪提綱比較寬泛。
對于受訪者所掌握的大量情況，新聞記者只要其中一部分，而口述歷史訪談者則想要全部。
打斷還是傾聽——與受訪者交流方式不同。記者常常在采訪過程中打斷對方，將話題引到自己關心的主題上來。而口述歷史則盡量不打斷對方，采取傾聽的方式。
在新聞采訪中，記者一般不讓采訪對象漫談，而口述歷史訪談則讓對方盡情述說。新聞采訪是一問一答，記者要進行大量的追問。而口述歷史以受訪者講述為主，訪談者以眼神與對方溝通、很少插話。特別是在錄像記錄的口述歷史訪談中，如果只有一臺攝像機，畫面集中在受訪者身上，訪談者的形象和聲音是淡化的——甚至不出鏡和不出音。這樣做是為了讓受訪者有流暢的表達，也便于后期的剪輯整理，盡量保持受訪者大段完整的語言表述。筆者曾有過教訓，最初做訪談時總忍不住插話、隨想隨問，重看錄像時就發現：被訪者原本流暢的講述被割裂了。
口述歷史訪談比新聞采訪更強調傾聽。美國口述歷史學家唐納德·里奇稱他們是一群“必須壓抑著想說話的沖動，做個安靜的傾聽者”的人。
4.對信息的處理方式不同
新聞記者對獲得的信息以去粗存菁的方式過濾，只選取少量精華寫入報道。而口述歷史研究者則盡可能完整地將信息全部記錄，為后來者充分利用這份資源預留空間。關于口述歷史對于信息的處理方式，唐納德·里奇說：“訪談的錄音（影）帶經過制作抄本、摘要、列出索引這些程序后，儲存在圖書館或檔案館。這些訪談記錄可用于研究、摘節出版、廣播或錄影紀錄片、博物館展覽、戲劇表演以及其他公開展示。”
5.費用的支付方式不同
按照新聞職業道德規范，新聞報道是無償的，記者不會向被采訪對象收取費用，記者的薪酬由媒體支付。同樣，記者也不會向被采訪對象支付金錢（除了個別的付費采訪）。
但在口述歷史研究中，費用問題要復雜一些。由于訪談是個大工程，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幾周、幾個月甚至跨年度）和精力，訪談者付出的勞動需要得到報償。有時候，由受訪對象付費給訪談者（唐德剛當年曾向張學良提出做口述史的費用要求）；有時候，經費由某個機構提供，機構將不僅支付訪談者的薪酬，還向受訪者提供一定報酬。
結語
因為口述歷史訪談與新聞采訪有著明顯差別，所以不能將二者劃等號，也不能把涉及歷史話題或者將來可能具有歷史記錄價值的訪談節目都貼上“口述歷史”標簽。央視《高端訪問》欄目（現已停播）將宗旨定為：“講述世界性新聞事件背后的故事，為當今世界留下一部由中國人制作的口述歷史。”'其實它是一檔時事類訪談節目，多年以后可能會有文獻價值，但它的訪談內容是當下而非過去，稱為“口述歷史”未免牽強。央視《大家》欄目以“口述歷史，分享光榮”為主題詞，但從整體看來仍是人物類專題片。《大家》的采訪對象年紀較大，講述中包含對歷史事件的回憶，但節目核心是塑造人物形象，不是對歷史記憶進行完整記錄。延安電視臺于2008年制作的《口述退耕》大型系列節目雖以“口述”命名，但采訪方式與普通電視采訪沒有區別。
此外，在一些以口述歷史為定位的電視節目中還出現了不夠嚴肅的現象，如在表述歷史背景時以電影片斷代替紀錄片鏡頭。廣東電視臺新聞頻道的《解密檔案》欄目，被稱為“廣東本土最高端的口述歷史節目”，在《葉挺之死疑云》中穿插了多段電影片斷，片中講述的是發生在1946年4月8日的事情，而電影片斷中的軍人服飾和場景是上世紀50年代的，這種做法與口述歷史電視節目追求嚴謹的風格不符。
對于新聞記者來說，口述歷史研究者的方法是值得借鑒的——如重視訪前準備和問題設計，在采訪中強調傾聽以及對于資料的完整占有和長期保存。而當一位記者去做口述歷史訪談時，他應該知道口述歷史的標準是什么，知道那些容易犯錯的誤區：喜歡追問，打斷對方，不完整記錄……弄清口述歷史訪談與新聞采訪的異同，有助于記者向口述歷史“借”方法，也有助于記者從事口述歷史訪談類工作時進行適當的角色轉變。
（文章來源于知網，作者蔣蕾 ）